“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优质的制度是最重要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在11月24日于北京召开的“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表示。

　　本次座谈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大成企业研究院、中国闽商理事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众多研究民营经济的知名学者、机构以及企业家参会。

　　自11月初中央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以来，中央各部委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促进民企发展的措施。

　　专家普遍认为，民营经济发展要靠政策，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法治环境，关键是实施竞争中性的原则。

　　据大成企业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当日共同发布《民营经济改变中国——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主要数据简明分析》（下称《分析》），目前民营经济占中国GDP的2/3左右，10年后可能占3/4,达到75%左右，今后可能长期保持这个比例。

　　民营经济10年后占比可达75%

　　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迅速，对中国经济作出重要贡献和深远影响。

　　据《分析》统计，1978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只有15万家，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到2017年，全国个体工商户达到6579万家。到2016年，全国私营控股企业法人1253.7万家，占全国企业法人总数的86%，全部民营企业法人（指除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法人和外资控股法人企业之外的所有其它企业法人）占全国的95%以上。

　　就业方面，1978年，中国城镇就业人员9514万人，国有单位占78.3%，集体单位占21.5%，个体户只有15万人，只占千分之二。2016年，城镇就业人员41428万人，国有单位占14.9%；外资单位占6.4%，私营与个体占50%，全部民营经济占近80%。

　　民间投资方面，民营企业投资增速长期高于全国平均速度。1980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国有单位投资占80%以上，个体私营投资（含农村个体投资）仅占13%多。到2017年，全社会投资中的民营企业、民间投资已经占60%以上。

　　40年来，民营制造业从零起步，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最大主力军。2017年，民营工业资产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42%，所有者权益占55%，营业总收入占55%，利润总额占53%。就制造业看，民营制造业各项指标的占比大约在65%-85%之间。

　　税收方面，目前民营经济为国家创造了1/2以上的税收总量和2/3的税收增量，也是国家财力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分析》认为，目前民营经济占中国GDP的2/3左右，10年后可能占3/4，达到75%左右，今后可能长期保持这个比例。同时， 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已与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未来5年对外投资中民企的比重将超过国企；10年之内向60%、70%以至更大比重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将以其对外投资深深地影响与改变世界。

　　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在座谈会上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在内，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企业经营出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在外，国际的形势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样的一些因素的重叠，企业信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但他表示，只要保持5%的增长速度，到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可突破300万亿元，远高于目前80万亿左右，这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所以要鼓足信心，砥砺前行。

　　推动竞争中性改革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建立优质制度，特别是实施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改革非常重要。

　　大成企业研究院副院长陈永杰在座谈会上表示，当今中国的公有与私有企业，全民、集体私人所有企业，内涵和外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部分大型民营企业正在向社会企业转变，我们评价为一种新型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个变化第一是资本股权社会化，第二是经营管理社会化，第三是经营目的社会化，第四是利润归属社会化，第五是财产传承社会化，也就是说大型民营企业正在向社会企业转变。”陈永杰说，与此同时，部分大型国有控股有公司也在向社会企业转变，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它同样存在着股权社会、员工持股、公共持股、社会机构持股，管理社会化，高级管理人员职业化市场化，还有利润社会化等等。

　　他认为，未来中国市场的主体最大的决定力量是上述两种趋势融合形成的大公司，它们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成为重要行业领域的龙头和领军企业。“这种情况下，对待民营经济，必须根本破除旧观念、全面树立新观念。”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进一步表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真正处于竞争中性，这是平等、公平竞争的非常重要的条件。“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越来越多把竞争性的业务放开，可腾出一大块天地由各种所有制经济进行竞争。”

　　他还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资委以管企业为主转为管资本为主，也至关重要。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在座谈上建议，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要植根于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深刻认知的基础上。

　　高培勇介绍，改革开放前，GDP都是由国有经济创造，政府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来自于国有经济单位的，所以大多用于国有的经济。

　　现在整个财政支出的结构和40年前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大的一部分钱投向了民生领域。“尽管对民营经济的这一部分投入还不足，但是毕竟比40年前、比10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所以现在是在向好的格局方面转化。”高培勇说，当税收收入的50%来源于民营经济的时候，自然在财政支出的安排、财政政策的安排上，甚至在整个经济政策的安排上就难以忽略这50%。

　　本报记者 定军 实习生 年可可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