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６日出台的“规定”内容包括：明确规定了未经行政审批的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明确规定了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审批情形下的处理规则；明确规定了外商投资企业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规则；明确规定了认定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出资责任的规则。 

　　此外，“规定”还对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质押合同纠纷的处理，由于提供虚假信息进行股权变更报批导致外商投资企业股权争议的处理，外商投资企业股东在股权转让中的同意权、优先购买权纠纷的处理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 

　　对此，经济法方面的专家认为，“规定”的出台会进一步优化中国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 

　　“外国投资人到中国来投资，完善的法律环境是其赢利的重要保障，这个规定对于中国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中模糊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使外商投资更具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清华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副教授吕晓杰说。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年早些时候曾表示，现阶段，廉价劳动力已并非中国吸引外资的首要因素。对于目前在中国营运的约２９万家外资企业，以及未来还可能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来说，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 

　　高法１６日的规定无疑为这一判断增添了新的注解。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立法机构先后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这些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构成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础，为外商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此外，中国《宪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专利法》、《商标法》、《海关法》、《仲裁法》等有关立法中也有关于外商投资的相关法律条文及具体规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国际经济法副教授吕晓杰认为，这些法律的存在，一方面为中国合理利用外资并保护外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滞后性和适用中的杂乱性。 

　　而随着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外商投资企业领域发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 

　　根据高法的数据，近两年来，在外商投资企业领域发生的纠纷案件数量占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的２０％左右。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到终止各个环节产生的纠纷都在司法实践中有所体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 

　　吕晓杰表示，中国的外商投资立法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的，当时中国的法治建设尚属起步阶段，民商事立法刚刚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促进外商投资，中国先行制定了几部外商投资法律。此后，中国又进一步完善了民事商事法律，这些法律作为一般法也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的若干问题。 

　　但是，现行外商投资立法存在很强的行政审批色彩，不可避免地与作为私法存在的其他法律之间发生冲突。比如，与合同法之间的冲突，与作为企业组织法的公司法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造成了外商投资适用法律之间的繁杂与无序，导致法院在审批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的难题。 

　　“１６日高法出台的‘规定’，解决了这些难题中最为棘手的三个问题：未经审批合同的效力问题；隐名股东的确权问题；外资企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吕晓杰说。 
　　不过，中国的法律环境虽然在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健全，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中国的法律界也在为此继续努力。 
　　吕晓杰表示，这两年有很多学者主张废止三资企业法，制定《投资管理法》取而代之，其目的是在更高的法律级别上解决外商投资法律体系中的这种无序性，进一步规范外商投资过程中行政审批权的限界，并理顺行政审批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 
　　“１６日出台的这个规定是最高法院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寻找的中间道路。”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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